国民党当年怎么识别共党分子不贪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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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国民政府官员的腐化,是从1927年建政开始的。 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1928年观察到: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

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接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

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1930年,《大公报》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愤了。

  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此为国民党政府用人标准之奇观。 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 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

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 刘峙问张廷休有无此事?张廷休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 刘峙亦无奈。 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与之鲜明对照的,则是共产党人可鉴日月的清廉之风。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进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将近一年,后经蔡元培营救才得获释。 在他被捕以后,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 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可以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

千家驹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 千家驹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 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国民党军中的腐败更是令人瞠目。

李宗仁曾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 杂牌部队,尤其如此。 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 即使蒋介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 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

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 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军统特务着手清查暗藏国民党军队中共谍。

为了能甄别共产党员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区别,毛人凤居然如此指出共产党员标准:不嫖娼、不贪污、不受贿、不送礼、不搞大吃大喝、不欺压百姓------  1948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实际指挥东北(辽沈)、徐蚌(淮海)两大会战,这期间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隐忧,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 说起来,郭也是他的黄埔同学,而且在抗战时期屡建战功,深得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的器重。 1947年3月,郭汝瑰调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后,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大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颇受器重。 对一个正在得宠的同僚如此猜疑,他杜聿明凭什么?  据杜聿明回忆,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在郭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

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里已经算是够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心里认定了郭汝瑰有重大嫌疑,于是多次用不同的方式要求蒋介石不要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作战厅。 可尽管如此,他的许多谋划还是通过郭汝瑰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等人,及时出现在了共产党人的指挥部里。 更致命的是,由于郭的位置及地位,他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而实质上一旦执行这些提议多会令国民党军陷入更大的危机。

徐蚌会战国民党之所以全面失利,与郭汝瑰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无关系的。   淮海战役以后,改任国民党第72军军长后的郭汝瑰率部在四川起义,直接导致西南数十万蒋军猝不及防,招致全军覆灭。